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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永年:英国脱欧和民主的黑色幽默年代
2019-09-04 22:36:06

来源 IPP评论

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(IPP)官方微信平台

2017年,英国上映了一部名为《至暗时刻》(Darkest Hour,香港译《黑暗对峙》,台湾译《最黑暗的時刻》)的战争电影。该片的背景设定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西欧各国在纳粹德国进攻下沦陷,英国孤立无援下,刚上任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面临两难的抉择,他必须在与纳粹德国求和或领导英国力抗德国之间作出选择。

▲《至暗时刻》电影截图(图:网络)

丘吉尔作出了正确的选择,否则也不会有后来被人们所称颂的丘吉尔了。不过,崇尚自由的英国人的确不喜欢丘吉尔这样的政治强人。反法西斯战争一胜利,丘吉尔使命也完成了,就很快被赶下台。

今天,当英国面临深刻的脱欧危机的时候,人们再次呼吁丘吉尔的重现。法国《回声报》(Les Echos)2019年1月16日发表该报金融与市场部主编纪尧姆莫让(Guillaume Maujean)一篇题为《丘吉尔醒醒吧,他们都疯了!》的文章。文章称,英国对于欧洲问题的纷争由来已久,但脱欧过程的曲折已经让英国整个政治阶层都名誉扫地。

作为议会民主之母的英国如何发展到了这种地步?在距离最后期限只有数周之际,英国是如何陷入这样的局势当中,导致无人能说这个国家将如何离开欧盟?一场混乱的会议,投票结果让首相遭受了历史性的、耻辱的失败,却得到了支持与反对退欧双方议员的一致欢迎。丘吉尔快醒醒,他们全都疯了!

眼下英国的局势比莫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显然更为糟糕了。特雷莎梅黯然下台,被激进的鲍里斯约翰逊所取代。约翰逊也的确很想扮演丘吉尔那样的角色,一上台就组成了意在“百日脱欧”的“战时内阁”(仿效丘吉尔的“战时内阁”)。“一切为了脱欧”成为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政治目标。

为此,他还破天荒地宣布暂停议会。英国的柔性宪政一直被视为民主的典范,但民粹政治一崛起,很容易滑向一场宪政危机。严酷的现实使得人们深刻质疑这位被称之为英国的“特朗普”的政治人物,能够像当年的丘吉尔那样带领英国摆脱目前的“至暗时刻”而走向光明吗?尽管前途未卜,但约翰逊所带给英国人民和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,至少要比当年丘吉尔能够带领英国打败德国的不确定性高数百倍。

▲2019年7月,约翰逊当选为英国新首相前,部分英国民众上街表明不要约翰逊,希望英国留在欧盟里。(图:法新社档案照片/原发于《联合早报》)

英国或走向更为黑暗时代

如果约翰逊的“脱欧”决心如他迄今所表述那样的坚定,那么对英国来说,只有两种选择,即有条件脱欧(“软脱欧”)和无条件脱欧(“硬脱欧”)。但无论是哪一种,都会给英国带来更为深刻的灾难,走向一个更为黑暗的时代。如果是“软脱欧”,那么一场经济(金融)危机不可避免;但如果是“硬脱欧”,那么不仅英国本身能否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会成为大问题,欧洲的局势(即英国和其他德、法等大国的关系)更有可能回到二战之前的局面。

无论是经济问题的恶化还是欧洲地缘政治问题的恶化,英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互相怨恨会再次浮上台面,而越来越没有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物则会利用,甚至动员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为自己图谋私利,不断恶化局势。至少就英国内部来说,由于政治人物的操纵,民众对欧盟的怨恨情绪不时地显现出来。

丘吉尔有一句名言,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;或者说,民主是最好的制度。那么,人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:这个“最好的制度”现在到底怎么了?经验地郑永年:英国脱欧和民主的黑色幽默年代看,不仅英国,今天几乎所有的主要民主国家(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)都面临这样那样的困境。

尽管每一个国家都有其“特殊性”,即面临不同的问题,而这些问题也具有不同的根源,但无论是问题的产生还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,似乎都可指向同一个根源,即民主政治的无效性。看不到这一点,就会找不到诸多问题的根源。

概括地说,任何社会在不同的时候都会面临各种问题,否则国家(政府)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。有了问题就需要解决它,就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政策执行。而有效的政策和政策执行的前提就是有效的权力,没有有效的权力什么事情都谈不上。民主曾经是西方国家组织权力的有效手段,但发展到现在,民主已经演变成为消解权力的有效手段。

西方政治制度旨在权力制衡

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是要解决什么问题?很简单,就是要解决“权力之恶”的问题。在西方,国家起源于暴力,即战争和征服。在理论上,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到英国的霍布斯,人们已经为通过暴力(包括战争)而建设国家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论证。霍布斯的《利维坦》(Leviathan)假定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一个“无政府的战争状态”,他人就是敌人,人与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。为了求生存,瓜田李下就要结束这种不安全状态。因此,人们“让渡权力”给主权国家,并且和国家签署“契约”,让老百姓保留一部分不可让渡的“权利”。

实践层面,欧洲近代国家从战火中诞生,并且绝对专制是所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最主要特色。只有在近代专制国家形成之后,欧洲才开始了“软化”和“驯服”权力的过程,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“民主化”的过程。

如果说霍布斯确立了绝对权力理论,那么其之后的英国思想家们也确立了如何制衡绝对权力的最好理论。洛克的以“有限政府”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开始“软化”政治的专制性质,而到了阿克顿勋爵的名言“所有权力都趋于腐败,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”,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目标昭然若揭,那就是“权力制衡”。

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“权力制衡”的目标,包括宪政、代议制、三权(即立法、行政和司法)分立、法治、多党制、自由媒体和多元主义等。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(James K。 Galbraith)那里,就连经济力量也是对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,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条件。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,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当时西方诸国社会力量的反映。

这套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在很长时间里相当有效。但就在福山宣布“历史的终结”(即西方民主是人类郑永年:英国脱欧和民主的黑色幽默年代可以拥有的最好的,也是最后的制度)之后不久,民主就开始陷入危机,演变到今天的局面。那么,西方政治制度的危机到底如何而来?

简单地说,西方民主体制设计过度强调制衡政治权力之“恶”的同时,既忽视了资本之“恶”的问题,也忽视了社会之“恶”的问题。这种忽视在制度设计的当时又是很容易理解,无论是资本之“恶”还是社会之“恶”当时并未显现。但问题在于需要应对资本之“恶”和社会之“恶”的时候,西方政治体制失去了其应有的能力。

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,如马克思所言,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“资本的代理人”。当国家本身是资本的代理的时候,就不会“存在”资本之恶的问题。并且,在亚当斯密的“看不见的手”那里,“恶”(追求私利)是一种积极的要素,他相信人们的“自私”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。但其他人发现了资本之恶的恶果。对资本之“恶”,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,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学描述。

近代以来,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,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。在这个过程中,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在马克思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,西方议会里面都是传统贵族或者新生权贵(即商人和资本家),但随着民主的扩张,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议会和政治过程,西方政府权力的基础逐渐从资本转移到选票。

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

但是,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这种局面,资本再次坐大。资本之“恶”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就是资本具有主权性,即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。然而,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“脱钩”。资本没有国界,也就是说,资本没有主权。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,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,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,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,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。

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,但财富却流向了绝少数人手中,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分享。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、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,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。

与政治和经济相比较,在任何地方,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。无论是宗教时代还是世俗政权下的帝国或者地方性政权,社会永远是“被统治者”。近代民主产生以来,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,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。

尽管社会之“恶”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,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。今天的西方,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,但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。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。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“拍卖会”。

尽管“一人一票”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“一人一份”,但并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“一人贡献一份”。不过,如果没有“一人一份”的贡献,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。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,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。

但很显然,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,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。实际上,“避税”也是西方资本“全球化”的强大动机之一。进而,随着社会越来越不平等,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、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,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郑永年:英国脱欧和民主的黑色幽默年代。

代议民主已名存实亡

当前的西方,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:政治上越来越民主,经济上则越来越不民主。也就是说,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“一人一票”制度,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。在这种情况下,政府需要作为,因为政府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利益。但现实是残酷的,西方政府郑永年:英国脱欧和民主的黑色幽默年代不仅无能为力,反而趋恶,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没有共识,党争不止,治国理政被荒废。

更为严重的是,党争往往和表现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,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,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。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名存实亡,因为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,导致了“有代议、无责任”的局面。民主成为了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。政党政治要么是意识形态之间、阶级之间、宗教之间、民族之间、公民与移民之间等种种冲突的直接根源,要么是为这些冲突推波助澜。

这就是英国“脱欧公投”的政治大背景,也是西方诸国今天各种困局的大背景。这使人想起198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的一场有关“人治”和“法治”的争论。没有人否认“法治”的重要性,因为法治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。但同时,也必须意识到,所有的制度都是由人来操纵的。最好的制度如果遇到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,那么这套制度也无能为力。

说到底,一个国家的问题是精英的问题,并非是普通人民的问题。如果统治精英是负责的,那么没有制度就可建设制度,有了制度就可有效运作制度;但如果精英是不负责的,那么最好的制度也会出大问题。当前的西方政治精英们不仅没有能力解决问题,反而通过操纵普通老百姓的所谓的“民意”(民粹主义)来制造新问题。

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,但人们看不到路在何方。在政治、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,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,谁来解决问题呢?在这样一个没有了船长、航向与方向舵的时代,人们呼郑永年:英国脱欧和民主的黑色幽默年代吁丘吉尔的“再生”不难理解。乱世出英雄。今天人们呼吁“英雄”的出现,是意味着今天已经是“乱世”了,还是意味着更糟糕的“乱世”即将来临?

本文作者: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。

文章原载于《联合早报》2019年9月3日,经作者授权发布。

编辑:IPP传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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